当前的形势、我觉得特点上可以比较直率地说，确实是属于一种严峻状态，不确定性很多。前面两位领导都强调了这个不确定性和相关的问题。中央的表述，是去年经济工作会议所明确给出的“三重压力”交织的这个状态，市场主体的预期，我接触到的情况是明显不好的。这些天还是参加了一些活动，昨天刚从上海回来，企业界的信心不足，甚至是滑坡状态。今年的5.5%经济增长看着无法实现了，舆论场上、宣传上面，都回避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在研讨的时候，必须正视到底怎么样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我的发言从三个层面谈一些自己探讨性的看法。

第一，是对于我们基本目标诉求的观察。中国的现代化，中央给出的“新的两步走”，现正在进行之中。学界过去关于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认识，一般认为应该看到6%，至少是接近6%，这是在今年的“超预期”问题之前我见到的共识。潜在经济增长率如果是5-6%的区间，是符合中央战略定位上的所谓“中高速”的——我认为中高怎么也得5%以上，5-6%的区间如果我们能够把它延续下去，尽可能拉长这个区间中有这一经济增长速度的时间段，那就还是美国增长速度的两倍，日本、欧洲发达经济体增长速度的三倍。这就有一种对于中国的追赶-赶超战略的“保证速度”的意义。当然我们追求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是实质的要求，但从运行的掌握来说，没有这个保障速度，不在合理区间，也是于战略思维层面不可想象的。所以，从经济工作会议到最近中央政治局的说法，是一以贯之要“维护在合理区间”。那么，我就想比较直率地说，对这个合理区间到底应该怎么理解？按照中央有了“十四五”和2035远景目标规划建议以后，领导人所做的说明里讲，是我们很有希望于“十四五”末期达到现行标准的发达经济体人均国民收入门槛水平，紧跟着说，也很有希望在2035年（也就是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之年）我们的经济总量折为人均GDP要比2020全面小康之年再翻一番。那么学者有一个粗线条的测算（假设人口怎么样，还是相对容易掌握的），我们应该有15年年均增长速度4.9-5%这么一个量值，粗线条讲，就是要接近5%。那么现在这几年，就如刚才口主任说的，我们显然跟这个态势没对上。今年完成不了5.5%了，明年、后年怎么样考虑？显然现在从主观来说，我们应该进一步理论联系实际地认识这个潜在经济增长率内涵对接的政策合理性，在避免明显的通胀、又避免明显通缩的情况下，我们至少十四五年均应该看到5.5%左右吧？没有别的选择，必须通过中央政治局强调的有效投资，带动我们消费潜力的释放，而且要积极贯彻最新的说法——尽快推出一批绿灯案例，来振作当下的低速状态。我认为明后年，必须积极地使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去接近5.5-6%的区间，在整个“十四五”最好我们能够在5.5%以上，因为要有思想准备，“十五五”、“十六五”速度的重心根据一般的规律，基数抬高以后还要往下走，“十五五”如果能够维持在5%或者5%出头，“十六五”可能要落到5%以下，这样才能够在15年算总账达到保障速度5%或稍弱。当然，保障速度是个直观，后面追求的还是升级发展、高质量发展，这是我第一个层面的基本看法。

第二，我想谈的是，如果从经济运行层面看当下这种挑战性的问题、压力的问题，相关的现象以及需要探讨的问题成因这方面，我愿意强调的重点，是在当下的运行态势上，非常好地印证了经济学在前些年研讨发展过程中间所注重的“预期”问题。“理性预期”学派内含的非常重要的启示，就是这个预期可能引导整个发展态势，如果社会上形成的预期共识是个什么样子，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就是这个样子，那么这个预期的引导，当然就非常重要了。预期又直接关联到信心，关联到整个现在要调动的潜力的发掘。市场主体是千千万万的、现在算总账全国1.5亿个以上的企业，里面大量的是中小微企业。没有信心，没有由预期向好带出的信心，就不可能有长期主义行为，宏观上讲就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这个预期的关键意义，我愿意强调一下：现在来说最突出的预期不好、信心不足的，是“5、6、7、8、9”以上比重的民营企业。刘鹤同志专门在非常有影响的场合给出了56789表述，大家都清楚。实际上现在已不止“5、6、7、8、9”了，到长三角、珠三角接触到当地的书记、市长，他们会说我们这儿可不是5、6、7、8、9，像温州的领导跟我说，我们这儿是“5个9”——“99999”，很有代表性。经济增长极区域里，基本上是靠民营企业托着它这个发展盘的。说新增就业是最基本的社会稳定条件，新增就业现在有详实的数据表明，不是90%以上，是100%以上靠民企。怎么会出现“100%以上”呢？有同志抠了这几年的数据，是我们国有企业因为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现在实际提供的整个就业数量规模，不是增加，而是减少的，亏出的这部分，是靠民营企业把它填上去的。所以，已是100%以上的新增就业来自民营企业。因此，民营企业的预期和民营企业的信心，首先联系的还是我们大局上特别看重的第一目标——有就业才有收入，才有基本社会稳定，才有调动消费潜力的可能。那么民营企业方面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更直率地来探讨：他们的信心不足、预期不好，其实中央早就注意。总书记2018年11月1号会议上的讲话是非常到位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明确要求于五大方面采取措施，金融系统必须有指标来考核对于民营企业的贷款和其他融资支持。这个指标的提升，我注意到那时央行领导也明确宣布过（再往后一两年又不提了这个事儿了）。讨论中是不是可说得直率一点：我很困惑的是，后来不到一年的时间，有关部门发出一个文件，民营企业成了囗口对象。那么市场人士会作何感想？如果从经济上升到政治综合考虑来说，我现在仍是不理解的，如果从一个决策的科学化和对接到引导舆论的合理化来说，这最容易让人理解到的是限制、利用、改造；如果把5、6、7、8、9以上的部分看作是这个对象，自己却成了少数派，甚至自己成了一小撮。这个事情在公开场合没人讨论，却是感受到的问题。现在民营企业更多地看的，就是他们实际上悟到的东西，而不是看宣传上说的东西。悟到的是什么现在特别有冲击效应的事情呢？是双重谬误：一个合成谬误，一个分解谬误，里面最遭罪的是民营企业。在网上特有影响的口囗的一个著名的企业案例，虽然一出来就被删帖，但是大家都知道了，是有明显问题的，却没有任何官方的解释。中央所说的保护产权，弘扬企业家精神，纠正侵犯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推出的真正有振作人心作用的，一个是物美的张文中，十年大牢，彻底翻案了；另外一个是很不出名的企业案例：还有一个有影响的、到此为止的，是顾雏军案，留了条尾巴——把他抓进去的时候这个尾巴不存在，但别的罪名都不能成立的时候，这条尾巴加上去了。胡德平同志已多次发文，认为顾雏军这个事情值得探讨，但没有任何进一步的说法了。顾可以申请国家赔偿，只赔偿了43万元，他几个市值多少个亿的上市公司灰飞烟灭。这种实际案例上，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回想邓小平当年怎么对待傻子瓜子。小平同志这样一个举重若轻的人，平常这些细节问题，他一概不碰的，但是却先后三次直接过问傻子瓜子这个具体案例，基本的说法就是不能动它，动了老百姓会说共产党的政策变了，这不就是影响到整个预期和信心问题时，一个大政治家他要考虑的重点吗？这对我们当下，我认为很有启发。在这个角度来说，我特别看重中央有很好指导的，就是在经济明显下行、出了“超预期”之后，4月初仍然有中办、国办联合发文要求的“加快构建统一大市场”，这个文件的精神太重要了。“统一”是统一在哪儿？首先，保护产权要一视同仁，这是法治化市场经济的基石，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常识。有了这个，后面跟着的是公平竞争，那你就得消除各种不当垄断，消除各种壁垒，还要有城乡一体化，这才较比统一—-城乡分治的种种弊端，要赶快加以革除；另外内外循环一定是个统一的概念——我们不仅实际上要有国内统一大市场，还必须对接到国际的大市场。这些都非常明显属于中央意图里我们应当抓的重点。我们最近也听到重要的智库基金会得到有关部门代表高层意图给出的课题，要主动对标国际商贸和经济运行规则体系，而“主动对标”后面，跟着的又有从中央领导人到有关部门已经多次表述的我们要考虑“制度开放型”的对标。这些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的。如能够真正贯彻这个文件的精神，那就应该抓住已经有的这些切入点，抓好实事。刚才囗口口主任特别强调的务实，我觉得就包括要看到这个：如果能务实地贯彻保护产权，弘扬企业家精神，纠正错案冤案，对资本的态度是红绿灯并要尽快推出一批绿灯案例，那么这对于我们重振信心，引导预期，我觉得现实意义就非常突出了。

最后一点，是综合考量层面，经济必然还与社会、政治的因素综合在一起。我觉得可以提到两个要点：一个是我们抗疫怎么掌握，动态优化是非常重大的现实问题。动态清零技术路线已有它的路径依赖，但是对这个路径依赖不能做僵化的理解，领导人强调了：关键是精准，而精准的依据是什么？科学证据表明现在传染性在提高的同时，杀伤力在明显下降。卫健委给出的新的版本，已经在缩短隔离期，实际上是根据精准而放松限制，并反复强调不能层层加码，但实际上我接触到的各个地方政府辖区内，最关键的是在保官员自己的乌纱帽方面，就是要宁左勿右——把我这儿控制得铁桶一般，没有人能批评你，但万一出了一个新冠案例，一切都一票否决了。那么底下老百姓的议论就是，只要不死在新冠上，死在什么地方都没关系，次生灾害往往非常明显。口囗这个事情的冲击是对公信力最新的一次冲击。对此我们现在综合考量层面上，要进一步权衡，落实好怎么贯彻实事求是的中央精神，不简单层层加码，不能再让形式主义大行其道，不能让各个地方为保自己的官帽不讲常识（包括口口都能够把所有的急诊通道封闭，把幼儿和他的父母强行分开，违反基本常识，居然就这样做了，这是很令人费解的）。共产党的优秀传统就是要讲实事求是，官员自己于现场的基本判断力哪儿去了呢？

还有一点，我想谈的是在舆论引导人们的信心这方面，非常值得看重。这几年学者们在很多场合特别强调就是方向感、安全感、希望感。这“三感”太重要了，跟我们所要说的预期的调整，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现在我注意到，有些东西可以称得上是阴风鬼火，但是杀伤力极大。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有关迎接二十大的帖子，提出以“口口经济”的概念取代“市场经济”概念，看这个很多人就发慌了——听着好像又特别符合某些宣传上的口风，它内在要说的是不能再搞利润最大化、资本得到发展空间的经济，要回到他讲的那套实际上一看就是走老路的状态，对这，网上居然不删帖，居然很安全。但你作为学者讨论一些问题，往往碰到的是很快被删帖，囗们这些人都深受其害。这些事情，是给企业家什么感受？企业家会说真正在骨子里要做什么？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我认为一定要强调中央现在给出的“红绿灯”指导方针，资本是中性的，已不是《资本论》里讲的那样从头到尾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我们现在有国有资本，有非国有资本，它们都是生产要素，一定要与时俱进，掌握好这个现代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常识。在这方面，我们理论上的分析认识，其实学者们应该有责任，关键是要给出这方面的空间，让学者们这样的讨论能够发表出来，能够以正视听。

这些不成熟的看法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

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2021年与刘薇合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书又获评“2021年度中国好书”。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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